香港成报头版头条：中国第三任「董事长」习近平初定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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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将于3月召开的中国「两会」的升温，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领导集体中的治国风格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来自内地的民意调研已经证实人民心目中「习大大」的强势形象，针对官场的各种反腐和整治举措落实有力，振奋民心，同时有序开展的解放军内部各项整肃也支持了习近平牢控军权的分析。2013年实为中共中央全面控盘局势之年，其面对的「过去十年」里中国内地贫富分化演变为贫富对立、环境污染成本巨大、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法治边缘化、利益集团开始结帮固化、官商阶层和民众阶层加剧利益博弈等现实困境，曾让分析人士断言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到了危机重重的「十字路口」，这样的临界点在中共建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第二次是1976年，第三次是2012年，前两次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强势扭转，而第三次，习近平肩负起这一历史责任。

　　事实上，习主席主政以来，已在大刀阔斧严厉整顿官场贪腐，除昨天证实被查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外，还有早前被揭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常务副省长郭永祥、政协主席李崇禧、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中国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等。相信，这种铁腕整肃还会陆续有来。撰文：高级记者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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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各自面对中国的「百废待兴」时，拥有相同的强势调整、中共党内一致拥护的政治威望、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对官僚体系错综复杂关系的洞悉。他们所各自面对的中国困境都充满内忧外患，都伴随经济发展的窘境困顿。这一切，在习近平主政中国时出现历史惊人相似的一面，如果以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决策者观察毛邓，其主政时环境的政治优势在于解放思想上面临一代更比一代复杂的局面，到了习近平此任，观念逆潮和顺流更是复杂诡异，多元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乃至军事外交路向脉络交错纵横，「发展机遇期」和「改革危急期」的重叠面对级别递进的棘手，需要同等强势的魄力。

　　如果以现代企业管理的董事长身份喻之，毛泽东属于威权型董事长，中共高层管理者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分工「部长化」，团队管理定位中的CEO角色也由董事长兼任。而邓小平属于放权型董事长，「董事会」分工治理曾经各显神通，邓以导师角色纠偏航向，一直收放CEO的定位权重，团队分工意识清晰可见。

　　笔者观察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布局，以及其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改布局，延伸到刚刚开始的社会整饬布局，习近平形同于控权型董事长的角色身份非常清晰，治理中国的风格也更具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管理风貌，支持和策应CEO工作，在关键时点上运用制度设计中的主导权把控全域，不断微调内政外交局面，追求收放自如，张弛有道，这是「董事长」的工作，习近平正在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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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任初期，能否快速接棒上任在解放军中建立指挥威信曾被外界围观，公开报道中的他并未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是从中国军方从武备到训练再到令行禁止的高效，已见其迅速掌控军权。而整饬中国官场风气配合反腐「打虎拍蝇」的长效进展，都透露出控权强势。其「董事会」成员各自拥有空间施展，很像现代企业制度里的董事长授权管理，而工作目标的设定处处显示出品质考核风貌。坊间已看到党政军各路工作推进有清晰的标准，而中长期目标在三中全会公报及随后公布的「决定」细项中已现清晰设计，科学化引入风格明显，印证本报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研判》系列报导中论述的政治管理路线。

　　三中全会决定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新颖机构被公认为习近平以「董事长」身份在关键节点上的控权之举，对比坊间传闻当年江泽民曾建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该建议遭到内部强力反对，最后被迫放弃，习近平顺利设立国安委背后凸显了决策强势，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反恐联动机制决策上，国安委将在今年「两会」后显示主导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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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强人治国」体系做过改良，即用中央领导集体的「群策政治」替代专断指挥，以避免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时因个人失策而南辕北辙。凭借「集体领导制」，中国表面稳定地走过20年，但在邓小平去世后，「群策政治」被渐渐消解多元制衡，上行下效，「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愈发严重，良好决策方向被无形抵制，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可以说，毛邓时代结束后，影响决策进程的核心权威的缺失一度在制度上无法找到解决之道。

　　在政治模型研究者看来，「数学式民主」的拥护者认为通过票数精算就可以服众式地落实决策并带来成果，而中国特色已然表明，当公众决策对决个人利益时，人们会天然质疑数学式精算体系本身，而能够使「数学式民主」的决策成果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方式，还需配合「强势中央」。「强势中央」要力戒在执政集体意见分歧时进行中庸主义式的折中调和，中共领导核心须避免小集团内的意见消解和制衡，过去的十年，中国发展进程的停滞和矛盾积压已显示「割据型」集体领导的弊端，它让整个社会步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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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每逢中国人痛切希望改革加快时，总是回望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曾经「一言兴邦」的强人政治图景，不少人也简单地认为习近平亦可仿效。

　　而「强势中央」在三中全会闭幕后的格局呈现，令外界意外地发现习近平致力于现代管理思路，有关分析从最早断定习近平执行新威权主义，到近期传闻中共前任领导集体施压来「纠偏」反腐。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强势操作时勇于做AB选择，是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超越型「董事长」的授权与控权推动中共政治局里的「董事会」功能，决策和执行力以法治为行为操作，制度性和程式性的方式赋予「领导核心」权威，是习近平的目标。尽管手中握有专政工具的中共可以粗暴执政，但科学化精算化的科学体系施政精神，已然在中共高层内部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也表现在反腐力度上。
中国政治的观察者们认为，习近平已然是中国当前一个更敏锐、更强力的「董事长」，在关键时点和节点上树立权威，在政治管理上进行程式化法治化进程处理，对于掌握第一手情况、知晓潜规则和各方利益的交叉平衡点的习近平来说，需要富于创新、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以刷新变革的基准，需要拓宽它的边界，以应付经济转型的难题、外交政策的压力，需要塑造愿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切都指向习近平，他像一个奉行改良主义思想的政治操盘人，并且已经初定江山。

巴蜀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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